7月31日至8月10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了九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其间，她多次含沙射影地指责中国“仅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获取非洲资源、不顾非洲国家的持续发展”。希拉里的这些言论是近几年来西方势力阻击中非油气合作的新动向，其核心意图依然是诋毁中国在非洲的影响，阻碍中非良好合作的势头。
希拉里的表述不符合事实。过去17年来，中国在非洲获取油气资源的方式是在互利双赢的前提下，以一体化的开发模式来实现的。这种合作方式尊重了非洲资源国的发展利益，以综合一体化的开发方式，将油气资源转变为资源国的国民财富，并在产业链的延伸中逐步增值，达到了双赢互利、共同发展的良好效果。
但是，针对近几年来中非油气合作的新环境，特别是非洲内陆国的需求，还要不断提升中非油气合作的方式。
当前合作方式的特点
首先是注重一体化开发（1。0版）。1995年9月中国石油（601857，股吧）集团应苏丹政府邀请，通过公开招标进入苏丹，拉开了中非油气合作的大幕，从此中非油气合作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从1996年到1999年，以中国石油集团为作业者的国际财团帮助苏丹迅速开发油气资源，建立了服务于国内外市场需求的、上中下游一体化的石油工业体系，产生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苏丹项目的成功首先在于中国石油集团通过上下游一体化的投资合作方式，使油气资源丰富但始终未能得到有效开发的苏丹人民不仅亲眼看到地下的油气资源如何变为国民财富，石油净进口国如何转变为石油出口国，而且体验和享受到了这一合作方式给苏丹带来的经济实力和给人民带来的巨大效益和实惠。
非洲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长久以来，丰富的自然资源并未给非洲国家带来应有的经济繁荣和持续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过去的开发方式只注重资源勘探开发和直接出口。而中国石油公司在苏丹的一体化合作方式和实践经验，使苏丹和其他非洲国家直接看到了这种不同于西方公司的做法符合资源国切身利益和诉求，切实体现了双赢互利的效果。因此，这一方式在非洲地区被广泛接受，并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也使得中国石油公司在阿尔及利亚、乍得、尼日尔等国家不断扩张系列综合合作。
其次，关注基础设施投资，实现可持续发展（1。1版）。除了一体化作业外，中国公司注重与油气田相关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资源国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这是近年来中非油气合作的一个新内容。这一合作内容考虑到，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比西方国家更直接地体会基础设施对于非洲发展的关键作用。中国的石油公司还直接发挥了国有公司的综合优势，能够联合国有银行和其他国有公司，使石油产业与金融等非石油产业紧密结合，推进资源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而西方石油公司由于自身体制局限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除了资源开发外，难以开展综合一体化的开发，也难以考虑资源国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市场相对狭小、回报相对低下的管道设施、炼油设施以及电力、水利等配套设施的建设，从而难以将油气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变为国民财富和社会效益，带动资源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中西对比和新挑战
西方公司未解决“资源诅咒”。西方石油公司进入非洲油气领域有70多年的历史，在非洲从事油气生产长达50多年。然而，西方公司除了从非洲劫取大量资源财富外，并没有使非洲资源国走出“资源诅咒”的怪圈——即规模化的资源开发与落后的社会发展并存的局面。
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壳牌公司在尼日利亚三角洲地区开发石油资源50多年，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该地区的居民依然生活在“石器时代”。据笔者调研，壳牌公司于1938年进入尼日利亚三角洲地区，1960年开始规模生产。50多年来，壳牌一直侧重投入该地区的油气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仅仅局限于油田周边。
壳牌认为，在尼日利亚投资中下游不赢利、投资管线不安全，所以只能进行上游领域的投资。因为无法顾及资源国油气区的社会效益，壳牌与三角洲地区的社会关系极为紧张，酿成社会对抗，使得壳牌无法正常生产。如今，壳牌在三角洲地区陆上石油生产逐步停产和退出，在尼日利亚海上的项目由于污染问题也十分被动。
上述的中国一体化经营方式与西方公司的作业模式从一开始便存在重大的区别。但是，这种一体化经营也并非可以简单适用。在一些非洲国家确实存在中下游投资面临社会不稳定、回报低下和市场狭小等不利环境，比如在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如何在这些国家成功推进中国方式，需要借鉴西方公司的教训，深入研究中国的方式。
单纯的出口目标难免有殖民色彩。实际上，直接在非洲国家从事勘探开发并不是西方公司的最终目的。修建管道从非洲直接输出廉价的石油资源才是目的。这一做法且不说在非洲沿海国家易于实施，西方公司在非洲内陆国的做法也是如此。非洲中部内陆国乍得的石油资源相对丰富，但受限于国内石油市场狭小，又无出海口，缺乏出口管道设施，西方公司对这一地区的石油开发并不积极。埃索公司于1977年进入乍得，到1988年才与乍得政府签署了为期35年的石油勘探开发、管道运输和出口一体化的协议，决定在乍得境内建设到达邻国喀麦隆大西洋（600558，股吧）沿岸的管道和出口码头。之后，埃克森公司才把大量的精力投向乍得。纵观西方石油公司在非洲油气领域的投资过程，他们首先围绕非洲临海国家进行，这样做的目的是便于将获取的资源直接投放国际市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现在进入内陆国家必先修建出口管道才能一体开发。埃克森公司在乍得的投资仅限于此，并未顾及乍得国内的需求。这一做法依然是将资源国作为原料基地的殖民主义的做法，更不用说在出口价格上具有欺骗资源国的行为。
同样在乍得，中国石油公司首先在开发方案上考虑到了资源国一体化开发和国内市场的需求，通过项目一期国内管道和炼厂与二期出口管道效益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中国公司的综合实力，将资源国的国内利益和诉求与中国的利益捆绑，达到双赢的效果。这一做法是对中国的苏丹作业模式的进一步延伸，但是仍面临着诸多考验。如果处理不好，要么陷入近几年来的“非洲陷阱”，要么重回西方公司的老路。
中国公司必须成为负责任的“公司公民”。虽然中国石油集团在非洲个别国家的油气开发取得了较大成功，但是，相比于西方公司，中国石油公司跨国经营时间不长，经验有限，我们必须看到，由于石油的开发带来的环境、社会责任、人权以及国家治理等问题，这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初期并不明显。但是随着中国对外合作的深入，这些问题逐步显现。我们已经明显感到这方面的压力。而且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不足，应对方式有待研究。尤为重要的是，这些问题不可回避。相反，石油公司应作为负责任的“公司公民”，在经营模式和合作方式的创新上给予回答。
在我们看来，近来希拉里对中国在非洲合作的诋毁和指责既不符合中非油气合作的实际，无视西方公司自身的行为，更谈不上理解中非油气合作中的中国方式和东方智慧，为此我国必须给予回应。
不断提升合作版本
虽然上述希拉里的访非言论是近几年来西方势力阻击中非油气合作的新动向，是在有意诋毁中国在非洲的作用和影响。但是，摆在中国石油公司面前的挑战依然严峻。比如如何探索在苏丹和南苏丹联合经营模式，如何探索在东非和西非地区的合作模式，如何延伸和发展在非洲内陆国的合作模式，如何探索非洲海上油气合作模式等，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为此，我们必须正视、研究和探索这些问题，寻找解决方案。
新的合作版本必须在合作思路和方式上“内化”这些因素，使中国方式得到延伸和发展。因为在非洲地区，石油合作既有资源国的利益，也有地方利益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在这些复杂关系面前，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必须综合考虑非洲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中国的跨国公司，中国企业必须成为非洲社会政治发展的积极推动者。中国企业要学会同非洲各种利益诉求方打交道，通过公司社会责任、透明治理和环保人权等活动，获得各个利益相关方的理解、认可和支持，兼顾非洲历史、文化和现实需求，才能在非洲地区实现长远生存和发展。
非洲独立50多年来，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依然落后，一直是石油财富难以得到广泛推广和利用的瓶颈，也是“资源诅咒”的一个原因。而西方国家的长期做法是将其认可的民主体制和开放模式强行推销给非洲国家，并着力在非洲培植符合西方价值观的当地精英和买办阶层，协助推行西方模式。近几年来又以民主、良政和透明度为条件，作为投资、贷款和合作的前提条件，迫使资源国接受外来的思维和做法，并不被广大的非洲国家所认可，也不适应非洲的实际需要。
面对非洲过去难以持续的发展方式，中国企业的一体化经营和综合优势运作有利于非洲国家建立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这样的合作思维和合作方式有助于破解非洲的“资源诅咒”和“投资陷阱”，以实际成果破解西方的无端诋毁。同时，面对当今新的中非合作环境，“中国方式”的版本必须进一步延伸和发展，向非洲和国际社会展示中非合作中的东方智慧和中国公司对非洲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