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公司做油气市场分析员时，只要文章里提到发改委，远在新加坡的亚洲总部编辑就要加一个定语，“中国经济的头号规划者”。
我起先会有耐心跟外国编辑解释实际情况不是那么简单，“在中国，很多事情比如能源这样一个因为年代久远而纠结了太多利益的领域的事，往往不是一个部门决定的，更不必说中国经济这么大一个规划了……”但他们的耐心到此为止，坚持除非你能说出谁是中国经济的头号规划者，哪怕只是能源领域的头号规划者，否则还是要加那个定语。
我说不出来不错，许多外国新闻机构也这样做，然而一个又一个事例却在证明，不仅他们确实搞错了，中国经济更像是游走在市场与计划之间，只看政府当时的计划是什么。
以发改委为例，其职责在官网的描述确实像是中国经济的头号规划者，比如第一条，“拟订并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提出国民经济发展、价格总水平调控和优化重大经济结构的目标、政策，提出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和政策的建议，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提交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最后还有“根据国务院规定，管理国家粮食局、国家能源局”这一句。
在媒体上也一样。比如，去年11月的寒流引发多个地区出现天然气荒，一些地区的缺口高达40%，大家开始讨论其成因，很快归结为两种意见，一是垄断导致短缺，一是价格机制没有理顺。然后看到政府通过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在央视进行回应，把问题归结为供需失衡，因为去年冬天来得早，还提到国家已经紧急组织进口七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由中石油掏钱”，仿佛是要证明，他先前说不能轻易苟同有关垄断导致短缺的观点是有根据的。
是的，假如不是计划经济，很难发生国家组织进口而要石油公司掏钱的事。
同样具有计划色彩的还有天然气作为城市燃气进入广州这件事。比如，为什么选在2006年开始，当年9月发布的《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天然气置换工作的通告》开篇第一句话就做了回答，“为优化我市能源利用结构，改善大气环境质量，让市民早日用上清洁高效、安全环保的天然气，我市将逐步对现有管道燃气用户实施天然气置换”，至于用上天然气是不是市民当时的一大心愿，政府又是从何得知，没有交代，接下来就是“有关事项”。
天然气置换工作从此铺开。
也是在那时，我听国外分析师说广东跟澳大利亚签的那份每年370万吨的天然气供应合同很便宜。
如果说，对于市民而言，广州什么时候转用天然气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政府的计划，那么，接下来市民总可以问一句：我们有那么多天然气，足以支撑从2006年开始的天然气置换吗？
先看国家层面。2007年4月，发改委在《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指出，“我国能源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人均占有量较低，特别是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7%和7.1%”；回顾“十五”时期能源发展主要指标，从2000年到2005年，天然气产量及其一次能源需求分别上涨超过12%和14%。
业界也不讳言我国天然气供不应求而要通过进口弥补。比如2007年9月的一个论坛上，有业内人士指出，2003年，我国天然气消费量首次超过供应量，预计到2010年要进口约300亿立方米天然气，到2015年将达400亿立方米。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天然气正在走石油的老路，把我国变成净进口国。这恐怕是要削弱我国作为进口商在谈判桌上的议价力的，更别说定价权了。
广州也一样。比如去年12月16日《南方日报》报道，全市天然气置换完毕，总需求量将达每年226万吨，去年缺口仍超过百万吨。为此，广州积极寻找新气源，先是西气东输第二期的中亚气，后有去年3月签约引进的卡塔尔气。
而一旦涉及进口，“理顺价格机制”一事马上变得不可避免，跟成品油和液化石油气一样。然而，如同一位分析师所说，理顺价格机制当然有必要，这就是用价格来调节供求，是市场方式，问题是，之前政府推行天然气的时候却是计划方式，说做就做，市民没有发言权，等到置换完了，天然气消费却要改为市场方式，并且在进口价格高于国内价格这一客观事实面前，市民就更加没有发言权了。这合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