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认识国际能源安全出现的新形势。当前，世界能源安全出现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交织现象，国际能源安全形势加速演变。
一方面，在传统能源安全领域，石油和天然气供需格局变化、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波动、新能源矿产需求迅速增长等因素导致能源安全的不确定性增加。一是世界油气供需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欧盟主动与俄罗斯能源脱钩，欧洲改为从北美、中东等地区进口油气，俄罗斯油气出口贸易流向呈现“向东走”的态势；在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外溢背景下，红海地区的石油运输通道面临来自胡塞武装的威胁，给石油海上运输造成巨大风险。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促使全球油气国际贸易不确定性大幅增加，对我国石油、天然气进口供应保障形成明显压力。二是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波动。2020年4月，受新冠疫情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首次跌至负值。2022年2月，俄罗斯天然气出口遭西方制裁，国际天然气供应减少，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剧烈波动。同时，“欧佩克+”频频实施减产措施及延长减产时限，给国际油价走势增添未知变数。国际能源价格的不确定性，对我国进口能源成本造成冲击。2022年1—2月，我国原油和天然气进口均出现量减价增的局面，其中共进口原油8513.8万吨、金额506.734亿美元，进口量减少4.9%，但进口金额大幅增加43.0%；天然气共进口1985.8万吨、金额131.987亿美元，进口量减少3.8%，但进口价格上涨81.6%。三是新能源矿产需求快速增加。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蓬勃发展。国际能源署《2024年全球电动汽车展望》指出，2023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接近1400万辆，占汽车总销量的18%，其中中国汽车制造商生产的电动汽车占全球销量的一半以上。国际能源署《2023年可再生能源》报告指出，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比上年增长50%、太阳能光伏占四分之三，中国太阳能光伏装机容量相当于2022年全球的装机容量，风电装机容量同比增长66%。可以看到，未来电动汽车电池所需的镍、锰、锂、钴等矿产，以及电力装备所需的铜、铝等矿产的需求量将大幅增加。然而，因资源禀赋等原因，我国镍、钴、铬、铪等矿产对外依存度超过90%，锰、铍、锆对外依存度超过80%。随着关键矿产成为国家间博弈的“武器”，能源问题政治化日益凸显，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压力增大。
另一方面，在非传统能源安全领域，网络攻击、极端天气、新能源快速发展等对电力系统稳定性带来的挑战增加。近年来，针对能源系统的网络攻击事件屡见不鲜，尤其是通过植入芯片、网络远程操控电子设备等袭击行为成为能源安全保障的重大挑战。气候变化作为影响能源安全的新风险逐渐凸显，当前全球变暖的整体形势愈发严峻，2023年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更加频繁，导致能源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受到挑战。2024年7月，美国休斯敦遭遇飓风“贝丽尔”袭击，超百万用户陷入停电困境。新能源的快速发展给电力系统带来的安全压力明显增大。分布式光伏和风电机组分布日益广泛，电动汽车充电等脉冲型负荷增长不断增加，需要电网更加频繁满足瞬时高负荷需求，配电网区域内的源荷实时匹配的难度加大，给电力调度和电网稳定运行带来新挑战。
新形势下我国能源安全需遵循新要求。接下来，深化能源市场体制改革，既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部署，又要突出重点、解决主要矛盾。一是处理好碳减排与安全的关系。2023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量的比重为55.3%。在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改变、煤电在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方面还将发挥“兜底”作用的前提下，要坚持先立后破，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积极稳妥推进“双碳”工作，把能源安全新战略与“双碳”目标协同推进，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二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保障电力安全运行。伴随着光伏、风电装机的大幅增加和电动汽车的大量生产使用，太阳能、风力发电的波动性和间歇性导致大面积电力可靠运行的风险上升。同时，电力系统运行机理发生深刻变化，由“源随荷动”转变为“源网荷储”。电力电量平衡的技术基础也发生重大变化，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凸显了新型电力系统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对此，必须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三是推进国家能源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当今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科技、治理体系等正经历深刻变化，能源局势将更加错综复杂，能源安全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的优先关切。党的二十大报告把能源资源安全作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能源安全支撑作用。
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面对世界能源供需格局新变化、国际能源发展新趋势，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双碳”目标对高水平能源保障提出的更高要求，能源供应要实现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经济可承受。破解这个安全—绿色—经济“不可能三角”难题，根本上要靠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新型能源体系是以新能源为主，以清洁高效利用传统化石能源为辅，加快能源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以能源消费侧变革、供给侧变革、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体制机制变革和加强全方位国际合作，贯穿能源生产、加工、转化、输配、利用全环节的新型能源体系。当前，我国正处在传统能源体系向新型能源体系转型的关键期，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打破能源领域体制机制障碍，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的能源支撑。
深入推进节能低碳，加快形成能源消费新方式。贯彻实施节约优先的基本国策，推动各领域能源利用效率逐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推动综合能效水平逐步赶上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推动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优化天然气终端消费。加快转变能源消费方式，实现生产、转化、传输和消费全产业链的污染物排放持续减少，以及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促进能源消费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鼓励发展聚合运营商等新消费，支持能源消费者逐步向产销者转变，由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能源商品。
坚持安全和经济可承受并重，加快形成能源供给新结构。加快转变能源供给结构，不断增强能源系统韧性，以应对极端事件、极端天气频发，以及网络攻击等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风险挑战。持续优化能源供应结构，有效保障传统油气进口、新能源矿产供应，在更广范围、更高水平上保障能源安全。在坚持先立后破的同时，加快发展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积极稳妥发展核电、水电，加速部署储能产业，加大力度推动氢能产业发展，有序提高新能源在能源供应系统中的占比。持续推动降本增效，稳定终端能源价格，避免用能成本过快上升。
推动能源科技创新，加快实现科学技术新进步。推进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在供应与使用全产业链条上的高水平协同，实现多能互补、集成优化和“源网荷储”协调运行，以及能源产供储销体系稳定发展。加快利用5G、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模型等新技术改造已有能源资源的开发、生产、加工、转换、运输、配送、存储、销售、利用等各环节，逐步形成具有数智化功能的智慧能源系统，大幅提升分布式与集中式能源等多业态、多场景的灵活程度。以绿色低碳为方向，加快推动能源转型科技创新，聚焦能源关键领域和重大需求，强化关键共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并与其他领域高新技术紧密结合，把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培育成为带动我国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
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形成体制机制新模式。逐步建成天然气、电力“X+1+X”完整产业体系，期货、现货及中长期市场交易体系，构建起统一 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能源市场体系。积极推进能源价格改革，加快建立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供需关系和环境外部性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等能源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提高能源科学管理和服务水平，从规划、监管、服务等多方面协同推进能源管理与监管工作，强化规划引导，完善能源战略规划体系，适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要求。健全能源转型法律制度体系，及时清理、修订现行法律法规中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目标不一致、不协调的内容，不断完善能源行业相关法律法规、标准体系、管理政策，为各类主体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
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加快打造国际合作新高度。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积极推动清洁能源国际合作项目落地，加强绿色低碳技术和标准体系国际衔接互认。进一步加强双边、多边合作，立足共商共建共享实现能源国际合作，使国家能源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不断增强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和气候治理领域话语权，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