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能源网&华夏光伏（公众号hxgf3060）获悉，7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发布，明确提出要“深化能源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决定》指出，要优化居民阶梯电价、气价、水价制度，完善成品油定价机制。针对能源电力价格市场化不够的问题，《决定》提出，要“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
价格改革，是能源领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事关双碳进程，更关系到新型能源体系的建设。
我国能源结构要从稳定出力的煤电为主体，过渡到间歇性出力的新能源为主体，包括电源、电网、负荷、储能等在内的各环节，运行模式都要发生革命性的改变。
要完成这一系列深刻变革，必须充分运用市场的力量，必须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生产关系，而价格改革正是驱动变革的那把“金钥匙”。
在价格指挥棒下，能源改革将应声而动、随风起舞，很多难点、堵点问题将有望迎刃而解。
电价改革：难点有望突破
事实上，电价体系曾是最难动的改革难点之一——在很多人的认知里，电价是只能降不能涨的，尤其是农业和居民电价只能保持全网最低。
然而，当电价改革绕着走时，电价系统也在持续积累着矛盾，表现为积重难返的交叉补贴以及周而复始、难以根治的“煤电顶牛”。在风光能源逐步走向主力电源的新时代，系统性的不适应、不协调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三中全会的最新定调，为电价改革的突破去除了思想障碍——“优化居民阶梯电价”的明确表述，铿锵有力地传达出极为丰富的政策意涵：居民电价要改革，方向是更加优化的阶梯定价模式。
电价改革的要义，就是让电力消费者根据价格信息去调整自己的用电行为，让价格去灵活反应市场供需、体现资源真实价值。
但很显然，非市场化的、不能自由浮动的居民电价是起不到这两点作用的。
实际上，在专家层面也不乏呼吁对居民电价进行更加深入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央行原行长周小川就是其中一位。
华夏能源网&华夏光伏注意到，在近期的一次演讲中，周小川表示：从国际经验教训来看，价格保护这类做法大多并不成功。比如海外有的国家曾经汽油比水还便宜，某些国家因关心居民做饭问题而对煤油大幅补贴，这类做法都因价格严重背离了市场规律而导致发展扭曲，最终都因不可持续而被迫改正。
周小川指出，在中国改革史上，有一些比电价更重要更敏感的民生价格，如粮价、菜价、猪肉价，在放开后并未造成民生困境，反而带来供需两旺。
故此，周小川认为：理顺电价，可以避免扭曲，调动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进而大大提高整体资源配置的效率。
周小川的分析和观点，在某种程度可以部分打消各级政府畏电价浮动如虎、担心“涨电价会伤及普通民众和低收入阶层”的顾虑。
除了改革居民电价，电价改革更见真功夫的，还有扩大电价的浮动空间，让电价更有伸缩性。在一个稳电价、降电价更能赢得欢呼一片的大环境下，允许电价浮动、在必要的时候涨电价，是需要改革勇气与魄力的。
能源转型是一只需要精心陪护的花朵，而电价改革是不可或缺的肥料。风光有很明显的低边际成本、高系统成本特点，推进风光代煤，还要卡死电价只能降不能升，能源转型就难上加难。
储能也是一样，不去适当拉大电价差，储能也难以具备合理的收益空间。负荷侧需求响应也需要一个强价格信号，无论是高耗能的工业企业，还是居民部门，调整用电曲线少了强有力的电价信号是做不到的。
除了可上可下的市场化定价，放眼未来整个电力系统，更加丰富的、反映各类资源价值的电价门类，也是需要突破的改革方向。
比如，为了充分调动抽水蓄能对电力系统的调节功能，给了抽水蓄能容量电价；为了调动煤电让渡利用小时数改成为灵活支撑性电源，给了煤电容量电价，那么同样道理，储能、特高压以及气电（即天然气发电）可不可以也有容量电价？
中国的电价价差本来就不很大，除了工商业光伏配储能够通过赚取充放电价差存活下来，其他储能场景尤其是电源侧强制配储，根本就无法盈利。未来，源网荷储一体化储能要真正独当一面，给储能容量电价或者其他定价补偿机制，就是很有必要的了。
同样道理，在特高压输电通道利用率不足的情况下，一条线路动辄二、三百亿元投资，要收回成本其实很难，鼓励特高压将风光大基地绿电长距离输送至中东部负荷中心，也要有一个容量电价机制。气电远比煤电更加清洁低碳，且在灵活性方面远比煤电更有优势，未来，鼓励气电去为风光做调节，有容量电价机制来保障就顺畅很多。
气价改革：从根本上破解“气荒”
电价之外，另一亟需并且也有望实施改革的能源价格是气价。
过去几年间，因某些地方政府对气价的不当管制和干预，天然气领域一度矛盾多发，甚至在不同城市和区域演变成了“气荒”。
比如，2022年俄乌冲突后，进口天然气价格屡创新高。2022年1至11月，中国进口天然气均价为630.4美元/吨，同比涨逾32.8%。受其影响，进入2022年采暖季，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和曲周县、邢台市隆尧县、保定市涞水县和曲阳县等多地爆发“气荒”，忍饥受冻的居民上网求援，一度引发舆论强烈关注。
实际上，“气荒”的本质并不是没有天然气可用，而是高价天然气到了终端销售主体——城燃公司后，没办法向下传导价格，民用天然气价格受到各地方政府的严格保护，城燃公司卖一方亏一方，巨亏之下城燃公司只能消极保证。
多地爆发“气荒”之后，2023年6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23〕682号），政策重点是将居民天然气价格市场化，也即民用天然气顺价销售。
按国家发改委2024年初的要求：存在居民气价倒挂的市县，原则上2024年底前全部调整居民气价。其中，36个大中城市应在6月底前率先调价，9月底前全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建立价格联动机制。
华夏能源网&华夏光伏注意到，据公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全国仅有深圳、福州、乌鲁木齐、成都4个大中城市完成了居民与非居民气价联动任务，完成率为11.1%。大中城市以外的市县层面，近两年完成居民和非居民气价双联动的140个市、县占全部2154个有自主调价权限地区的比例仅为6.54%，进度不尽人意。
针对当前天然气顺价进度较慢的情况，2024年春季，国家发改委再次进行联动机制及居民气价调整政策宣贯，对进展缓慢和存在落实偏差的地区进行了点名批评。
其中，武汉被批未建立居民气价联动机制，且十年未调价，矛盾积累较多；云南省未建立居民气价联动机制，2023年各市县均未调整居民气价；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西等省份联动机制落地进度偏慢，辽宁省甚至搞居民调价报名试点，以文件落实文件；浙江、福建、山西等省份居民气价倒挂市县较多。
国家发改委通报还特别指出，36个大中城市中，南宁、福州、郑州、厦门、合肥、长沙、杭州市居民气价倒挂矛盾较大。
除了政策落地难，“三桶油”和城燃公司的复杂博弈也是引发“气荒”的诱因之一。在中国天然气市场，上游供应方“三桶油”一直处于强势地位，易向下传递成本；而下游城燃行业因对终端用户信息具有垄断性，也不乏打着供民生用气的幌子，从上游获取低价管制气调配给工业用户牟利之举。
从根本上解决“气荒”，更需要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发力。目前，尽管国内天然气正在向市场化定价过渡，但在整条产业链中，上游气源基本垄断在“三桶油”手中，气源价格只是部分放开；下游城燃企业获取气源的管输成本则由国家管网控制；到用气终端，居民用气价格由地方政府监管。
气价“倒挂”，传导不顺，背后反映的是国内天然气市场“计划”与“市场”双轨制的固有矛盾，以及政府、上下游企业、终端用户之间复杂难解的利益平衡。只有让天然气回归最基本的商品属性，如《决定》所指出的“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是唯一可行的破题之策。
结语：突破能源“不可能三角”
无论是电力供应，还是天然气供应，全球能源转型都面临着经济学上的“不可能三角”——安全稳定、经济可行和清洁低碳，三者之间只能同时实现两个。
能源不可能三角
实际上，能源革命的“不可能三角”主要是就短期而言，长期来看是需要也能够实现突破的。
比如，内燃机代替了蒸汽机，原料还是煤油气，但是内燃机发电更多了、汽车轮船跑更快了、价格也更便宜了，同时碳排放也并没有更多。可见，“不可能三角”并非完全不可突破。
但是，“甘蔗没有两头甜”，能源革命不是无代价、无成本的，实现能源革命、突破“不可能三角”，需要率先创造条件。
比如，短期内允许电价走高，用更加宽容的电价去为风光代煤创造条件，等完成能源结构转型，风光规模变大了、有了规模经济，那时候新能源大规模降电价也更加从容，结果是既保供，又绿色，还经济。
价格改革是中国能源转型需要扭住的“牛鼻子”。让市场来定价、让价格反应供需，让价格体现不同电源的资源价值、环保价值，同时积极鼓励创新，用科技的力量来推动新能源大踏步的降本、提效，更加全面深入的能源改革之路将越走越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