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我们习惯于把能源转型简单地理解为一次能源品种的替代，而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型本质上是能源生产、消费方式、商业模式，乃至观念的转变。
在“过渡期”内，能源品种的替代，能源系统的转型是一个渐进过程。
因此，推动我国能源转型，一方面，要通过体制改革和完善政策机制，构建有利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及其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根据化石能源近期难以大量退出的现实，需要选择一个恰当的过渡能源“组合”。
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像美国选择1-2个品种作为过渡能源，而只能选择一个包括核能、天然气、煤炭、石油在内的“组合式”过渡能源。
“过渡能源”的含义，不仅是指这些能源利用在排放上要符合清洁、低碳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在利用方式上要更具“灵活性”，使其能较好的与未来能源系统“兼容。
因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未来能源系统中，“系统灵活性”是最大的稀缺资源，因此，越大越好的传统利用方式要“有节制”的发展，以降低未来成为“搁置资产”的风险。
这些过渡能源组合中的能源品种，在满足低碳清洁的条件下，能够以具有竞争力的成本提供“灵活性”的能力越强，则在能源转型进程中的生命周期越长。此外，作为过渡能源，应该有利于改善我国能源安全状况。
从上述前两个标准看，天然气显然是作为过渡能源的最佳选择。
相对于其他化石能源，天然气不仅相对“清洁”，而且从利用方式上，兼具集中式和分布式特点，是化石能源系统向可再生能源系统转型的最佳桥梁。
但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天然气作为过渡能源存在两个不足：一是天然气价格缺乏竞争力，影响市场渗透率;二是从我国目前天然气勘探开发情况看，天然气份额的快速提高将大幅增加我国能源对外依赖度，不利于能源安全状况的改善。
因此，从必要性和可能性考虑，天然气作为过渡能源，将有一个适度的份额，但不宜过度依赖。
核能作为“无碳”能源，成本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是我国能源转型进程中过渡能源的较好选择。但从未来能源系统特点和要求看，核能在过渡能源组合中的地位，根本上取决于其供能的“灵活性”程度。
综合考虑清洁低碳、经济性、灵活性和能源安全等要求的情况下，天然气和核能近中期可能也难以完全“承担”过渡期职责的情况下，煤炭与石油的清洁利用应作为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当然，即使是天然气，同样存在进一步清洁利用问题。这些清洁能源利用技术的进展和商业化时间，将不仅影响过渡能源“过渡期”的长短，而且决定各过渡能源品种的相对地位。
比如，如果二氧化碳的资源化利用技术能够实现规模化推广和商业应用，解决了目前化石能源系统二氧化碳大规模排放问题，则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均可成为“无碳”能源，这将对未来能源结构发生重大影响。
此外，核聚变技术的研发和工业化进展，将不仅影响目前的核能利用方式和寿命，而且对未来能源转型方向和路径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